在这些罪案发生之后，报纸进行了大肆宣扬。在白教堂一带的居民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慌。东区的人们整日里提心吊胆，平常喧闹的街道刚到傍晚就变得静悄悄的了，入夜之后更是空无一人。人们为治安们迟迟找不到凶手感到愤怒。甚至连皇国都受到了质疑，因为它不肯为发现犯罪线索的人提供奖赏。

皇国认为白教堂附近的居民会自发地为警方提供援助。事实也是如此，警方得到的关于有人行为诡异的信息有几千条,光是处理这些信息就忙得他们晕头转向。同时，人们被恐惧引发的愤怒急于寻找替罪羊，而住在白教堂附近的卡嘉莉社区首先受到了攻击。

那个攻击妓女的穿皮围裙的人是个卡嘉莉人，郎太太的描述中也提到凶手看起来象是个外国人，再加上一些人的添油加醋，在白教堂一带很快就形成了强烈的排斥卡嘉莉人的气氛。

在这一地区经商的卡嘉莉人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建立了主要由卡嘉莉商人组成的保安委员会，并推举了一个叫做乔治.阿金.莱斯克的建筑商和教区代表作为委员会的老大。

保安委员会一共有16个成员，他们都是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居民。这个委员会更像是一个邻里互助协会，其中一个会员还提供了一笔奖金给捉住凶犯的人。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白教堂一带的夜生活有逐渐恢复了正常。女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卖*为生，而在这里生活的穷苦的人,除了在街上闲逛,也没有别的娱乐能让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聊以自慰。

其实，人们对于治安工作不力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在9月11好，安妮遇害之后不几天，那个有名的穿皮围裙的人就被逮捕了。

他的名字叫约翰.派泽尔，大概有5英尺4英寸高，肤色黎黑，头发足有一英尺长，几乎遮住了他的脸。再加上他那薄薄的嘴唇和黑色的小胡子，以及常常挂在嘴角的狞笑，让人对他很难产生好感。派泽尔的家人认为他是恶意的谣言的受害者，但警方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派泽尔至少卷入了一起证据确凿的伤害案件。他用刀捅伤了人，因而被判伏6个月的苦役。

但他向妓女们抢钱和伤害她们的罪名没有足够的证据，因而不能成立。当治安询问为什么在波莉.尼克尔斯和安妮.奇普曼遇害之后他躲了起来，他说是他的兄弟让他这么干的。因为人们在不公正地怀疑他。他害怕自己如果不躲起来，即使治安不找他的麻烦，愤怒的居民也会把他撕成碎片。

尽管派泽尔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但他并不是白教堂系列凶杀案的凶手。在波莉.尼克尔斯和安妮.奇普曼遇害的时候，他都有人证明他不在案发现场。波莉被害的时候，派泽尔在一个寄宿公寓里，那里的房东可以证实这一点。

安妮遇害的时候，他已经躲在了一个亲戚家里，有好几个人证明案发时他在那里。而且，他也没有那种能够准确地割开安妮的腹腔取走她子宫的技术。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也曾被列为嫌犯，但他们大多不过是些酒鬼或是一些有怪癖的人。

他们在酗酒以后吹嘘自己杀了人，但往往一经调查，就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案发现场，很多人那时都还被监禁在狱中。精神错乱和有一定的医术被列为嫌犯的重要特征，再有就是他是个外国人。

拥有医术这一条,使治安们不得不将调查的范围从白教堂地区扩大到伦敦的中、上阶层，一些有怪癖和暴力行为的外科医生也被纳入到治安的调查范围之中。

尽管白教堂一带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谋杀并没就此终结。

1888年9月30号凌晨1点钟时，一个叫路易斯.迪亚姆舒茨的俄罗斯裔卡嘉莉人人发现了又一个受害者。路易斯.迪亚姆舒茨和他太太住在白教堂波纳街上的国际工人教育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主要是由一些从东欧来的卡嘉莉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迪亚姆舒茨夫妇住在这里，并负责照看这个俱乐部。

业余的时间里，迪亚姆舒茨在一些露天市场里卖些假首饰。当夜他正是从市场回来。

当他推开俱乐部院子的门时，他发现在靠近俱乐部墙壁的地上有东西，他划亮一根火柴，惊恐地发现那原来是个女人。

迪亚姆舒茨急忙冲进俱乐部里，并找了一个年轻人来帮他。他们仔细地辨认了一下，发现原来是一个女人，当他们看到从她身下留出的血时，两个人都吓的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并马上跑去找治安。

几分钟后，亨利.莱姆警官和他的助手就来到了现场。在那个女人的脸上，莱姆警官感到还有体温，但是已经没有脉搏跳动了。在现场也没有发现搏斗的迹象，被害人的衣服也很整齐，不象前几个被害人那样，裙子被掀了起来。

莱姆警官的助手马上去找医生。到凌晨1点16分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布莱克威尔医生来到了现场。他的助手比他早到了几分钟。在后来弗雷德里克医生提交给警方的报告当中，他这样写到：“死者向左侧卧在过道上，她的脸对着房屋右侧的墙壁。她的腿曲起，脚抵在过道的右侧。她的脖子和胸口还很温暖，脸上也有体温。她的右手伸展着，但手已经冷了并满是鲜血。放在地上的左手半握着，手里是一小包用纸巾包着的口香糖。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嘴略微张开。

在下颌2.5英寸的的脖子上，有一条几乎成直线的很深的割伤，气管完全被割断了。”前面提到为安妮.奇普曼验尸的索科洛夫勋爵也和布莱克威尔一起在现场，他们两人估计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2点36分到12点56分之间。

治安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没有什么凶器或线索可以找到。他们得知在发现尸体前20分钟，俱乐部的老大曾走过院子，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迪亚姆舒茨在1点钟进院子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然而,当治安们忙于处理这桩凶案的时候，在离俱乐部不到四百米的主教冠广场，一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广场周围都是商务楼和仓库，居民并不多。当夜里商店关门之后，这里就成为一个黑暗和荒凉的所在。当夜在主教冠广场值勤的是爱德华.华特金警官。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他从广场上走过时一切都很正常，但当15分钟后他转回来时，在他手中灯笼的灰暗的光线下，他却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一个女人仰躺在地上，衣服被掀到腰部。她的喉咙被割开了，肚子被剖开，肠子露出体外，身下都是血。

他急忙跑到广场旁边一个商业楼里面，找到在那里做守夜人的乔治.莫里斯,莫里斯是个退休的治安。与此同时,爱德华大声地吹口哨，叫来了几个在附近的治安。他们开始在附近搜查，看是不是还能够找到凶手。

到了凌晨2点18分，弗雷德里克.乔丹医生来到了犯罪现场。尸体的惨状让他不忍目睹。她的身体还很温暖，乔丹医生估计她死亡还不到半小时。她的腹腔被完全剖开，一直到达脸部。在现场没有发现钱，也没有发现被害人有搏斗的迹象。

总之，在主教冠广场发生的凶案让人既不寒而栗又迷惑万分。在案发的时候广场附近有很多治安。除了华特金和莫里斯以外，还有一个治安的巡逻路线也经过主教冠广场。他在1点42分的时候走过广场，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更何况，住在商业楼的退休治安也没有听到任何情况。也就是说，那个凶手把被害人带到了广场，杀了她，将她剖腹并悄无声息地逃走了，而这一切是在15分钟内完成的。

治安们被这接踵而至的凶案搞得精疲力竭，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漫漫长夜还有更多的情况在等着他们。凌晨2点55分，阿尔弗雷德.朗(警官在白教堂高尔森街的一栋房子的入口处发现了一条满是鲜血的围裙。就在围裙上方被煤烟熏黑的砖墙上，用白色的粉笔写着这样几个字：“对卡嘉莉人的指责并非无凭无据。”

治安们相信,这条沾满鲜血的围裙的主人,就是躺在主教冠广场上的被剖腹的女人，此外,治安们还认为这几个字显然是凶手写的。一个治安留下来守住现场，其他人准备去叫人来给这几个字照相。但是，在照相的人还没有来之前，大都会治安局的高级长官查尔斯.华伦却命人将这几个字擦掉了。

他的理由是那些字就在那房子的拱门边，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留在那里，会引起当地居民更强烈的反犹情绪甚至会引发暴乱。然而，时至今日，关注开膛手杰克这个疑案的人,还是对华伦的卤莽行为指责并遗憾不已。然而人们更加惊叹的是，这个凶手居然能够在警戒森严的地区，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两次作案，尤其是还将后者剖腹并在墙壁上写字，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但却的的确确发生了。

在那可怕的夜晚之后,治安们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挨家挨户地走访,聚在现成周围的旁观者也逐一地被盘问过了。在国际工人俱乐部院子里被发现的女人大约有5英尺2英寸高，皮肤很白，有着黑褐色的卷发。

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夹克衫上别着一朵红玫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她的身份，在她衣服的口袋里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经过一番努力,她的身份终于被搞清楚了。

她的名字叫伊丽沙白斯特莱德，45岁，来自瑞典。她来到顿尔沃做家庭女佣。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在1878年发生的艾丽斯公主号沉船事故的幸存者，而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却在海难中丧生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使她在伦敦的瑞典教堂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并得到了人们的同情。

但事实是，她的丈夫是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难的幸存者，后来病死在一家济贫院里。她和一个叫麦克尔.基得尼的工人住在一起已经三年了。她很讨人喜欢，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长丽丝”。

她主要靠给人做针线活和洗衣服为生，有时靠卖*挣点儿零用钱。偶尔她也会喝醉酒闹事，但这在这一带很普遍。遇害的那天早上，她很早就离开了寓所，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去干什么或去哪里。

在她口袋里有一点儿替人打扫房间赚的钱。令人迷惑的是，在她离开住所的时候，衣服上并没有别着玫瑰花。而在遇害时，衣服上却别着一朵完好无缺的玫瑰。

按照索科洛夫勋爵的推断，伊丽沙白是死于喉咙上的割伤。尽管凶手可能是拉住丽丝脖子上的围巾将她拖倒的，但这一次在脖子上没有勒痕。布莱克威尔医生指出，凶手是一个刀法很娴熟的人。